上文笔者尝试构建三一堂或卫理信徒是开拓三条路新村重要领航者。若以垦殖历史角度来说，卫理公会是带动垦荒工作，信徒则是新的垦殖区的拓荒者。不仅如此，当三一堂教会在此地设立后，信徒随之以自居身份在三条路扮演社区领导角色，在三条路新村的教育领域、社区关怀等方面皆展现其领导精神。鉴于此历史处境，三一堂在此新村有其实际贡献与领导作用。时过境迁，试问今日三一堂是否还在此新村扮演实际领导角色呢？此有待读者自行判断。然而，在了解“炮台”位置处于三一堂产业范畴后，笔者深觉此乃神为教会留下的“余种”，成为一个管道接触社区，寻回昔日领导起点。故此，本文将从“炮台”站岗亭历史背景出发，寻找教会如何在此今称格尼市新村再次发挥领导作用？
为何三条路，又称格尼市？这个易名的背后有段心酸的历史，“1950年2月3日凌晨，本村镇发生动乱，引起火灾而造成空前惨祸，以致整百间店屋顷刻间夷为平地…。当时之马来亚联合邦钦差大使葛尼爵士闻讯，在翌日亲自驾临灾区巡视，在他协助下迅速重建本村镇，于是村民为了纪念大臣的功劳而将三条路易名为《格尼市》（Pekan Gurney）。”[1]自此，本称为《三条路》的地名改称为《格尼市》。但若从居民角度来说，此并不是改名行动，而是增加一个新名，或者说在俗称上居民仍以《三条路》为称号，只在公共领域或政府方面称之《格尼市》。然而，这段时期另件更受关注的则是在紧急状态期间，原本住在胶园里的华裔居民逐渐被迁移聚集到市镇去。此次迁移是涉及全国宏观性行动，而笔者锁定《格尼市》为微观探讨进路。
为何华人新村需要搬迁？为何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呢？至今许多历史研究的报告仍认为那是因“共产党”引致英政府的困扰而造成，尤其共产党从华人新村支取援助对抗英政府，更令有关方面觉得担忧。[2]这种情况有恶化的现象，故此英政府必须采取防范步骤。“到了1950年，共产党活动加剧并威胁到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英国政府最终了解到动用武力并不足以击败共产党，最重要还是如何断绝共产党党员和本地村民的联系。1950年3月，毕立格爵士(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受委负责执行以上任务，通过重新安顿村民来打击共产党。”[3]此乃第一阶段新村搬迁计划，而第二阶段搬迁在于1950年6月，第二阶段搬迁亦成为“毕立格计划”。至于早期称为三条路新村又何时重新安顿和搬迁呢？根据丁氏口述透露，此搬迁计划应介于1951或1952年。他说：“村民之前都零散在树胶芭里居住，由于英政府为了防止居民继续支持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所以收买了许多树胶芭作为开发一个新的住宅区用途，把村民重新安排在这个“新村”，也称为“移植区”居住。”[4]在此重新安置的范畴，教会则成为核心地点，即是“炮台”站岗亭入口处。无论怎样，如此重新安置的“新村”令居民生活陷入艰苦，“为了杜绝跟共产党的联系，所有进出新村的居民都得接受检查。这对某些人来说是羞辱和痛苦的。有的村民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杀害。食物分配制度和粮食短缺是平常的事。村民只能在指定地点和时间耕种….。”[5]丁氏证实，这段时期，居民确实有诸多不便，他们限定晚上六时至早上六正必须留在村内，不可擅自离开“新村”，在村内没有电流供应，也没有娱乐等。更惨的是，在紧急法令时期，三条路被英殖政府鉴定为“黑区”，主因众多的管制新村，唯有此地有破坏性行动，[6]并拥有诸多共产党员。[7]所以，这里的治安成为英政府紧密管制。为了防卫格尼市，“炮台”站岗亭不仅成为居民进出检验处，亦是防备共产党侵略的重地。英政府提出组织《自卫团》，规定每户家庭必须有个男人成为此团代表。当时少年人林荣银仅15岁遂担任保卫“新村”的责任，[8]他回忆说道：“当时晚上在站岗亭值勤，隔天则需到学校上课。我们的工作就是照顾入口处，禁止有人在限时进出。服务的时间是以轮值方式进行，主要分为2班，即6pm-12am及12am-6pm。每次值勤时皆有特警陪同，若服务佳及值得信赖，警方会提供抢劫防卫。”[9]林氏也补充，这项“炮台”站岗工作完全是免费提供服务，甚至是硬性规定的执行任务。虽无津贴，然而这些自卫团员亦被认为保护家园或对抗共产党的“英雄”。
教会在紧急法令时期发挥其守望相助精神。在二战结束后，即1946年9月陈弼人牧师再次被委任成为三一堂牧区主理。[10]在其牧养期间，经历了紧急法令期间马共骚动的行为，“1950年初，本地街场店屋百多间全遭马共焚为平地，受难信徒们蒙本外埠主内兄弟们赠送金钱与物品救济，体现了爱心。”[11]此外，教会在此“新村”华校写下崭新的历史一页，“1952年的紧急法令实行其间，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欲对三条路（格尼市的旧名称）市镇郊外的居民，包括铸民，育英分校迁至市镇内…..。三校董事部先后经两次会议，为了能团结与集中力量办学，宣告同意合拼入市镇内的三民学校成为公立学校，定名为三条路公立学校。”[12]其实，此三所学校可谓是教牧与信徒社区领袖所倡导的学校： “李克成牧师与教友于1923年参与创立国民分校。1925年薪校舍建竣。教会借学校进行主日崇拜。1929年易名为三民学校，铸民学校也是由兴化人教友如徐庆和等及兴化侨领于1928年创立，[13]而育英分校约于1940年成立，教友与侨领….等人所成立。[14]这三所学校在1952年紧急状态期间合拼成为三条路公立学校。”[15]
总的来说，教会在紧急状态期间与社区居民谱上“命运共同体”乐章，共同面对治安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亦在华文教育上与侨领共谋新策，为华裔子弟提供最佳教育。如今，三一堂为社区保存了“炮台”站岗亭乃见证紧急法令时期历史辛酸一面。故此，教会有必要将此“遗址”重新修补，作为促进教会与社区的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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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世辉编写，“本校校史”，《实兆远格尼市国民型华文小学创利63周年暨礼堂开幕纪念刊》，（格尼市：格尼市华小，1987），15。
[2] 林廷辉、方天养，《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吉隆坡：马华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2005），27。
[3] 同上。
[4] 丁世杰的口述，2008年7月17日。
[5] 林廷辉、方天养，《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31。
[6] 马共烧掉全部三条路的店屋。
[7] 当时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家乡就是实兆远，陈平在《我方的历史》的回忆录这样透露：“我于1924年10月21日，出生于霹雳南部，离怡保大约50英里的实兆远镇，甘文阁路门牌36号，一间双层排楼店屋楼上的后房。那店屋，就与今天在镇上那些主要经营小本生意的商店一样。” 参阅：陈平等，《我方的历史》方山等译（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28。由于陈平家乡为于实兆远，而格尼市是实兆远临近最大新村，深信此引起英政府高度关注。
[8] 林荣银现有70余岁，目前担任格尼市华小副董事长。
[9]林荣银的口述，2008年7月17日。
[10]实兆远福州垦场百周年纪念特刊编辑组，“卫理公会三一堂”，周明钦编，《曼绒华团联合庆祝实兆远百周年纪念特刊1903-2003》，（实兆远：百周年纪念工委会，2003），171。
[11] 同上。
[12]丁世辉编写，“本校校史”，16。
[13]林育编写，“铸民学校简史”，《实兆远格尼市国民型华文小学创利63周年暨礼堂开幕纪念刊》，（格尼市：格尼市华小，1987），28。
[14] 丁世辉编写，“育英分校简史” ，《实兆远格尼市国民型华文小学创利63周年暨礼堂开幕纪念刊》，（格尼市：格尼市华小，1987），31。
[15] 林传顺，“实兆远早期教会与学校教育”，《宣教与历史》，廖克民编（实兆远：曼绒华人基督徒文化协会，20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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