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笔者尝试构建三一堂或卫理信徒是开拓三条路新村重要领航者。若以垦殖历史角度来说,卫理公会是带动垦荒工作,信徒则是新的垦殖区的拓荒者。不仅如此,当三一堂教会在此地设立后,信徒随之以自居身份在三条路扮演社区领导角色,在三条路新村的教育领域、社区关怀等方面皆展现其领导精神。鉴于此历史处境,三一堂在此新村有其实际贡献与领导作用。时过境迁,试问今日三一堂是否还在此新村扮演实际领导角色呢?此有待读者自行判断。然而,在了解“炮台”位置处于三一堂产业范畴后,笔者深觉此乃神为教会留下的“余种”,成为一个管道接触社区,寻回昔日领导起点。故此,本文将从“炮台”站岗亭历史背景出发,寻找教会如何在此今称格尼市新村再次发挥领导作用?
为何三条路,又称格尼市?这个易名的背后有段心酸的历史,“1950年2月3日凌晨,本村镇发生动乱,引起火灾而造成空前惨祸,以致整百间店屋顷刻间夷为平地…。当时之马来亚联合邦钦差大使葛尼爵士闻讯,在翌日亲自驾临灾区巡视,在他协助下迅速重建本村镇,于是村民为了纪念大臣的功劳而将三条路易名为《格尼市》(Pekan Gurney)。”[1]自此,本称为《三条路》的地名改称为《格尼市》。但若从居民角度来说,此并不是改名行动,而是增加一个新名,或者说在俗称上居民仍以《三条路》为称号,只在公共领域或政府方面称之《格尼市》。然而,这段时期另件更受关注的则是在紧急状态期间,原本住在胶园里的华裔居民逐渐被迁移聚集到市镇去。此次迁移是涉及全国宏观性行动,而笔者锁定《格尼市》为微观探讨进路。
为何华人新村需要搬迁?为何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呢?至今许多历史研究的报告仍认为那是因“共产党”引致英政府的困扰而造成,尤其共产党从华人新村支取援助对抗英政府,更令有关方面觉得担忧。[2]这种情况有恶化的现象,故此英政府必须采取防范步骤。“到了1950年,共产党活动加剧并威胁到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英国政府最终了解到动用武力并不足以击败共产党,最重要还是如何断绝共产党党员和本地村民的联系。1950年3月,毕立格爵士(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受委负责执行以上任务,通过重新安顿村民来打击共产党。”[3]此乃第一阶段新村搬迁计划,而第二阶段搬迁在于1950年6月,第二阶段搬迁亦成为“毕立格计划”。至于早期称为三条路新村又何时重新安顿和搬迁呢?根据丁氏口述透露,此搬迁计划应介于1951或1952年。他说:“村民之前都零散在树胶芭里居住,由于英政府为了防止居民继续支持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所以收买了许多树胶芭作为开发一个新的住宅区用途,把村民重新安排在这个“新村”,也称为“移植区”居住。”[4]在此重新安置的范畴,教会则成为核心地点,即是“炮台”站岗亭入口处。无论怎样,如此重新安置的“新村”令居民生活陷入艰苦,“为了杜绝跟共产党的联系,所有进出新村的居民都得接受检查。这对某些人来说是羞辱和痛苦的。有的村民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杀害。食物分配制度和粮食短缺是平常的事。村民只能在指定地点和时间耕种….。”[5]丁氏证实,这段时期,居民确实有诸多不便,他们限定晚上六时至早上六正必须留在村内,不可擅自离开“新村”,在村内没有电流供应,也没有娱乐等。更惨的是,在紧急法令时期,三条路被英殖政府鉴定为“黑区”,主因众多的管制新村,唯有此地有破坏性行动,[6]并拥有诸多共产党员。[7]所以,这里的治安成为英政府紧密管制。为了防卫格尼市,“炮台”站岗亭不仅成为居民进出检验处,亦是防备共产党侵略的重地。英政府提出组织《自卫团》,规定每户家庭必须有个男人成为此团代表。当时少年人林荣银仅15岁遂担任保卫“新村”的责任,[8]他回忆说道:“当时晚上在站岗亭值勤,隔天则需到学校上课。我们的工作就是照顾入口处,禁止有人在限时进出。服务的时间是以轮值方式进行,主要分为2班,即6pm-12am及12am-6pm。每次值勤时皆有特警陪同,若服务佳及值得信赖,警方会提供抢劫防卫。”[9]林氏也补充,这项“炮台”站岗工作完全是免费提供服务,甚至是硬性规定的执行任务。虽无津贴,然而这些自卫团员亦被认为保护家园或对抗共产党的“英雄”。
教会在紧急法令时期发挥其守望相助精神。在二战结束后,即1946年9月陈弼人牧师再次被委任成为三一堂牧区主理。[10]在其牧养期间,经历了紧急法令期间马共骚动的行为,“1950年初,本地街场店屋百多间全遭马共焚为平地,受难信徒们蒙本外埠主内兄弟们赠送金钱与物品救济,体现了爱心。”[11]此外,教会在此“新村”华校写下崭新的历史一页,“1952年的紧急法令实行其间,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欲对三条路(格尼市的旧名称)市镇郊外的居民,包括铸民,育英分校迁至市镇内…..。三校董事部先后经两次会议,为了能团结与集中力量办学,宣告同意合拼入市镇内的三民学校成为公立学校,定名为三条路公立学校。”[12]其实,此三所学校可谓是教牧与信徒社区领袖所倡导的学校: “李克成牧师与教友于1923年参与创立国民分校。1925年薪校舍建竣。教会借学校进行主日崇拜。1929年易名为三民学校,铸民学校也是由兴化人教友如徐庆和等及兴化侨领于1928年创立,[13]而育英分校约于1940年成立,教友与侨领….等人所成立。[14]这三所学校在1952年紧急状态期间合拼成为三条路公立学校。”[15]
总的来说,教会在紧急状态期间与社区居民谱上“命运共同体”乐章,共同面对治安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亦在华文教育上与侨领共谋新策,为华裔子弟提供最佳教育。如今,三一堂为社区保存了“炮台”站岗亭乃见证紧急法令时期历史辛酸一面。故此,教会有必要将此“遗址”重新修补,作为促进教会与社区的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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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世辉编写,“本校校史”,《实兆远格尼市国民型华文小学创利63周年暨礼堂开幕纪念刊》,(格尼市:格尼市华小,1987),15。
[2] 林廷辉、方天养,《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吉隆坡:马华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2005),27。
[3] 同上。
[4] 丁世杰的口述,2008年7月17日。
[5] 林廷辉、方天养,《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31。
[6] 马共烧掉全部三条路的店屋。
[7] 当时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家乡就是实兆远,陈平在《我方的历史》的回忆录这样透露:“我于1924年10月21日,出生于霹雳南部,离怡保大约50英里的实兆远镇,甘文阁路门牌36号,一间双层排楼店屋楼上的后房。那店屋,就与今天在镇上那些主要经营小本生意的商店一样。” 参阅:陈平等,《我方的历史》方山等译(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28。由于陈平家乡为于实兆远,而格尼市是实兆远临近最大新村,深信此引起英政府高度关注。
[8] 林荣银现有70余岁,目前担任格尼市华小副董事长。
[9]林荣银的口述,2008年7月17日。
[10]实兆远福州垦场百周年纪念特刊编辑组,“卫理公会三一堂”,周明钦编,《曼绒华团联合庆祝实兆远百周年纪念特刊1903-2003》,(实兆远:百周年纪念工委会,2003),171。
[11] 同上。
[12]丁世辉编写,“本校校史”,16。
[13]林育编写,“铸民学校简史”,《实兆远格尼市国民型华文小学创利63周年暨礼堂开幕纪念刊》,(格尼市:格尼市华小,1987),28。
[14] 丁世辉编写,“育英分校简史” ,《实兆远格尼市国民型华文小学创利63周年暨礼堂开幕纪念刊》,(格尼市:格尼市华小,1987),31。
[15] 林传顺,“实兆远早期教会与学校教育”,《宣教与历史》,廖克民编(实兆远:曼绒华人基督徒文化协会,2007),43。
Saturday, August 30, 2008
简述“炮台”站岗亭历史(上):格尼市三一堂为社区存留的“遗址”
在一个机会,笔者从丁世杰先生[1]之处得到消息,目前曼绒县可能唯一存留有关紧急法令下新村搬迁时期所使用的“站岗亭”遗址应属格尼市。在邀约丁氏拜访有关遗址时,惊觉此址乃处于目前格尼市三一堂之油棕芭片段,虽已遭破坏,但其基础架构仍完整,若经过一番修补,将有机会重现天日。丁氏也表示,辛好此遗产是处于教会产业范畴,不然可能既无迹可寻。为三一堂能有此历史意义深重的“宝藏”而感恩,更期待能尽早进行修补,以展现其早期建筑面貌。到底站岗亭代表什么的历史含义?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记载了早期华人新村发展的另个里程碑,其二则是描述了亭内与亭外的生活作息点滴。笔者从紧急法令下华人新村搬迁的角度,探索“炮台”的历史背景,继而窥探站岗亭内的居民如何保护家园,面对生活挑战。有关此“炮台”研究,由于缺乏原典资料,笔者主要以丁世杰口述作为进行探讨主干。[2]在未深入探讨“炮台”历史事迹,本文先从探讨三条路的垦殖或开辟的历史处境。此有助了解为何三一堂在此社区中成为扮演“遗址”保护者的角色。
格尼市的开垦史与基督教卫理公会有紧密的关系。早在1903年福州基督徒在甘文阁成功开荒,并取得积极经济发展,无形地对土地扩充的要求。为了满足种植经济的需要,福州垦民“凭着垦荒精神不断开辟新土地,建立新垦场。所以,肯场区从甘文阁为始就扩充到其它新的垦殖地,例如二条路、三条路(格尼市)、五条路....。”[3] 简言之,三条路可说为另个由福州基督徒开荒而成的新村,因在“二十世纪初期,此地乃是一片原始森林,后由中国南来垦荒的美以美会信徒在此种植...。”[4]然而,三条路真正何时开辟?此段历史难以鉴定,但按丁氏透露,其大伯父丁道忠临终有个笔记道出,三条路最早开辟应在其祖父,即丁惠文大约1911年已在此地开荒种植。另外,已故宣道堂会友领袖其中一篇遗作提及,"自1907至1918年之十年间,政府发出胶地达二三万英亩,而方鲍参、陈良知、李克成、欧德裕、黄培松等皆赞助讨地鼓励种植之有力分子。人口方面,生则生,来则来,日益繁多,遂发展为港口、十字路、甘文阁、爱大华、三条路、二条路等各市场。"[5]从此史料来看,实兆远垦殖事业在1907至1918年间有蓬勃发展迹象,以致许多垦殖区继续被开发,而三条路是在此年间所开辟而成。已故丁惠文既在1911在此地垦殖,故此,笔者暂将1911年定为三条路“开辟年”,而垦荒者从此遗作名单皆是牧者和信徒,因此,无可否认,开辟此地可谓以基督徒为主。
既然是以基督徒带动的开荒之地,必然教会在此地扮演重要角色。到底三一堂何时正式聚会呢?按教会文献记载,一直到“1922年几位居住甘文阁新路的信徒,来三条路开垦荒地,种植木薯。因交通不便,返回甘文阁参加主日崇拜,甚感困难,于是几个人便在木薯芭聚会,同心祈祷赞美主,掀开了三条路宣教史的第一页。”[6]由此可见,虽此群垦民早在十多年前在此垦殖,但依然在主日时到甘文阁参加崇拜聚会。但在1922年后,当他们有了自己的聚会点,也产生了一个“落地生根”的精神。不久后,这种精神促使垦民们创办了华文教育,作为培育后代的重要场所,“于1924年,由当时地方上的先贤叶兴根、叶兴朝、叶兴朗、林真贵、潘高务、丁道敬及一斑热心教育人士等发动而倡办的,定名国民分校。”[7]由此窥探,基督徒在此地不仅为了经济开荒种植,也逐步扮演社区领导角色。除了创办教育,教会信徒也在三条路创立了第一间的“社团”,成为早期地方上重要团体。“青年务德会创立于1927年间,是由当地教会会友与三民学校的负责人联合组成的一个团体。该会可说是当时的民众联络所,其主要的会务是协助解决民事。”[8]此证明了教会或基督徒在一边开拓事业,一边关心社区的需要。
综观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其中不容置疑的就是三一堂卫理教会及基督徒可被称为实兆远三条路(格尼市)开荒与开辟乡镇的主要推手。更可贵的,早期教会在社区工作上扮演领导角色,无论在教育、解决民事问题等皆是积极的建设者。信徒们在异乡经历了一个“落地归根”至“落地生根”的心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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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世杰先生今年七十五岁,格尼市新村是他的出生地,1955年于南华中学高中毕业,195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主修外文系,目前是名退休公务员。
[2] 笔者是与丁世杰先生于2008年7月17日进行口述历史,地点于格尼市华小食堂。
[3] 详细讨论可阅读:拙著,“早期实兆远经济与社区发展史(完结篇):土地扩充、新村崛起”,《思源报》第60期,2008年2月,10-11。
[4] 实兆远福州垦场百周年纪念特刊编辑组,“卫理公会三一堂”,周明钦编,《曼绒华团联合庆祝实兆远百周年纪念特刊1903-2003》,(实兆远:百周年纪念工委会,2003),170。
[5] 余泽春,“实兆远华人垦殖史略”,吴起陛编,《霹雳实兆远甘文阁卫理公会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02-1972》,(实兆远:甘文阁卫理公会,1972),8。
[6] 同上
[7] 丁世辉,“本校校史”,《实兆远格尼市国民型华文小学创利63周年暨礼堂开幕纪念刊》,(格尼市:格尼市华小,1987),15。
[8] 同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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